在其诞生六十年内，改革宗神学的堡垒被詹姆斯·阿民念（James Arminius，1560 – 1609）从内部巧妙地逐步削弱。阿民念于1603年被任命为莱顿大学的神学教授。以下是阿民念的一般观点；申论派的五点在文本中清晰可见：

 

“神预见到人类的背逆，[全然败坏] 出于他丰盛的怜悯与慈爱，决定设立一种普遍的救治办法，足以通过除去人因罪而极其遭受的灭亡之危险，来恢复众人。 这恢复要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调解来实现，他命定将他交付死亡，作为全人类罪的赎罪祭；并以此赎罪祭为和解的基础，决意与全人类立约，藉此他命定凡信他儿子的人 [无限赎罪] 并接受此约之条件 [有条件拣选]，都要得到一切罪的赦免。并且为了使他们能够服从其条款并分享其福分，他决定并命令不仅要借着他的使者与仆人向众人普遍宣告，而且要以那能够使所有被告知之人能够接受并领受之有效恩典伴随其宣告并盖定。[先行恩典] 然而，此恩典并不以那样强大且不可抗拒的能力作用于他们以致排除其被反对的可能性 [可抗拒的恩典]；相反，它应当留下他们作为能反抗其影响之自由意志代理人；在败坏的驱使下，这种反抗不仅发生，而且在过多可怕的事例中令人惊骇且顽固地持续着。 因此，虽然人在信与顺从的存在必须归究于神恩典在他心里有力地运行，但他的不信与持续的不顺服是出于他自己，其可怕的证据就在于他轻视并忽略这恩典。 当其运行对信与顺从的产生如此必要时，其影响也完全足以使那些成为其对象的人足以藉之得益，以致坚守在得救的状态中，直到终了。”

但他们是否最终能从信的状态中跌倒，是他觉得自己无法完全并明确下定论以满足他自己思想的一个问题。 因此他断言，神的预定之命尤其关系并包含在神决定的目的中，即“凡那等向其提供此恩典福分的人，因信而领受并在其中持守到底，必得救；相反，那等拒绝它并持续不信的人必被定罪。” [圣徒不持守]（Arminius，载于 Calder，第47-48页）

 

阿民念在这段陈述中埋下了《申论派五点》的框架。实际的五点在他死后于1610年递交给改革宗当局。 当阿民念向省议会提出他观点的更正式版本时，莱顿的改革宗同僚弗朗西斯库斯·戈马鲁斯（Franciscus Gomarus）愤怒地对议会回应说，持此观点他将不敢在神面前显现。戈马鲁斯的神学与阿民念截然相反。TULIP的五点在下列戈马鲁斯的文本中清晰可见：

 

“神为要彰显他的温柔怜悯与不屈的公义，出于他单纯的美意，从永恒将人类分为两类；其一者，且远为较少者，他预定得享永恒的救恩；另一者，必然为较多者，他弃于永远的定罪。[无条件拣选] 并且为实现以此为根基的他的旨意，他决意创造人并规定他需遵守一条律法，但如此安排其处境，使他必然与他的一切后裔一同陷入罪的状态，并因此与他们一同公义地承担永远定罪的责任。[全然败坏] 然而，按照他向被拣选者之恩典目的，神决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入世，为他们众人的一切罪向神的公义作出完全且完美的满足，使他们因此得以与他和好。[有限赎罪] 并且为了使这些因他子耶稣基督得赎的人能被有效地成为信与悔改的对象，他要以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召唤作用于他们，这是他们不可能抗拒的，[不可抗拒的恩典] 如此作用于他们的心灵必然在他们里面产生真实的信与悔改；此大能在其持续且不可抗拒的运作中要保守他们到底，使他们不能再陷入与真实信心和得救的享受不相容的罪的状态：或者，即便他们有跌倒，仍不会被留下在其中直到生命之终；但藉着神恩典的强大影响，应在死前被召回悔改，因而得以分享永远的救恩。[圣徒的坚忍]”

 

戈马鲁斯否认神曾差他的儿子入世为被弃者，或确实打算给予他们任何可使他们成为悔改与归正对象的帮助。由此推论，他们被留在败坏之中且无得救之道，且直到生命终了，必然在罪中死去并受永远定罪。（Gomarus，载于 Calder，第46-47页）

 

申论派在递交其五点后不久举行了一次会议，但未有明确结果。争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愈演愈烈。1618–1619年，一次称为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的会议被触发，于1618年11月13日开始并持续到1619年5月9日——共154次会议。申论派由十三名代表出席，首领为西蒙·埃皮斯托皮乌斯（Simon Episcopius），他在阿民念逝世后担任了领导职务。申论派在这场斗争中失败。该会议制定了93条教规，更加彻底地阐发了加尔文主义体系。多特会议后，加尔文主义者对阿民念派的迫害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爆发。阿民念派被斩首、拷打、囚禁、处决、财产被没收并被逐出家园；这一切皆因他们敢于相信救恩的伟大恩赐是向全人类提供的。关于这场屠杀的记述见于1837年弗雷德里克·卡尔德（Frederick Calder）所著的《Memoirs of Simon Episcopius》一书。该书封面页有爵士 J. Mackintosh 的一段适当引语：

 

“加尔文主义者现在以死刑惩治那些仅因效仿最著名的新教改革者之榜样，出于维护理性至高主权而反抗当权者的异端者。”

 

这场迫害为何发生？ 简短的说法是，路德与加尔文试图在经历了数世纪天主教腐败之后改变基督教的运行方向（例如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不幸的是，他们走上了错误的分岔路。他们追随了奥古斯丁。尤其是，加尔文坚定不移地遵从奥古斯丁的逻辑：神对只有少数人的无条件拣选、耶稣基督仅为这些被拣选者作代替性赎罪、神的恩典仅向被拣选者不可抗拒，以及救恩的永恒保障仅属被拣选者。追随詹姆斯·阿民念和西蒙·埃皮斯托皮乌斯的人试图为新兴的新教会做出航向纠正，回归使徒与使徒父的神学。

这在今天有什么关联？ 毕竟，我们有许多非宗派、跨宗派甚至宗派教会声称高于此类冲突。也许申论派的五点与TULIP的五点可以互相混合综合成一种超级神学——或许是三点加尔文主义与两点阿民念主义的合成。不幸的是，走这条路的人思考不清。每个基督教会必须要么接纳阿民念神学（卫斯理/阿民念），要么接受加尔文神学（改革宗）。两套神学体系的要点不能被更改、分割或混合。这两组是互相排斥的。此外，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关注其他事务来回避以分散注意力。唯有让会众无知或走一条根本非基督教的道路，才能避免此问题（另见 Theology Corner 的 1.3、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7 与 13.6 节）！

这是一个应当争论的战斗吗？ 耶稣会如何行？耶稣与使徒们是否在荣耀的和平与合一祭坛上牺牲了真理（Mat 10:34；1 John 4:1-4；2 Pet 2:1）？基督教会的历史是否是一连串神学绥靖（1 Thes 5:21）？教会是否以和平与合一的名义接纳了诺斯替派、貌似论者（Docetists）、埃比翁派（Ebionites）、阿里乌派、阿波利那里派、涅斯多留派、尤提基乌派和萨贝利乌派的信仰？当马西昂要求波利卡普承认他的教导时，波利卡普是在和平与合一的名义下接纳他，还是回应说，“我认你为撒但的长子”？”

(另见 Theology Corner 的 1.21、1.22、2.1、2.22、2.23、2.24、3.16、4.9、4.10、7.15、10.17、13.24 与 13.25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