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阿民念（1560 年 – 1609 年）有时被描绘成一位好争论、平庸的神学家，荷兰人，想把自己提升到约翰·加尔文（1509 – 1564 年）和希波的奥古斯丁（354 – 430 年）的智力水平。据称，他的自我吹捧计划是驳斥奥古斯丁约在公元 410 年阐明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有趣的是，这一原则随后在历史的尘埃中失传了 1100 年，直到约在 1540 年被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1483 --1546 年）重新发现。该原则可以表述为：

 

无条件的救恩——从罪的后果中得救——仅赐给在世界被造之前已被预定得天国的上帝所拣选之人。

  

基于这一奥古斯丁重新发现的预定论原则，路德和加尔文时期的新教迅速爆发。路德神学深具圣礼性，而加尔文的新教神学则更明显地专注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神学。此外，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路德公开谴责那些不信而不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这玷污了他的遗产。相反，加尔文的新教神学自那时起蓬勃发展，并在 1646 年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该信条中的关键句子是：

 

神从永远，就凭着自己至智且至圣的旨意，自由且不可改变地定了万事的发生。

 

这意味着神不仅预定了被拣选者得救；事实上，神预定了一切！

回到奥古斯丁，他推理说如果基督为所有人而死，那么所有人都会得救。但并非所有人都得救！因此，神必定从特定的人中拣选得救者。其余的人则被留在自己的罪中。基督若为任何不会得救的人而死，这是难以想象的。既然神不能改变，合理的推断是被拣选的人从永远就被拣选了。因此，个人的预定是解释任何人得救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方式。对奥古斯丁而言，个人预定并不是一个圣经教义，而是一个逻辑过程的最终结论。然而，奥古斯丁并没有把自己的逻辑推到必然的结论，即使神成为罪的作者。这一步后来被他的追随者采取了。

根据加尔文主义，神使人人犯罪，但祂只向被拣选者提供从罪的后果中得救。换言之，凭借这一由奥古斯丁发现并被加尔文重新发现和宣扬的惊人智理，神是人心中一切罪的最终原因，但祂只救赎并重生被拣选者的灵魂。   通过这种方式，神在将非拣选者（被弃者）送到地狱永远定罪上获得了正当性。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奇怪发展，因为新约教会曾相信并教导基督为万人而死。他们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归向耶稣基督而得救。他们不质疑所有人回应神邀请的上帝所赐能力。这一信念在五旬节教会中产生了福音传播的强大动力（参见 2 Cor 8:1-5）。

认为救恩的提供向所有人发出的信念，主导了基督教信仰，远远超过基督教会被罗马帝国吞并之后的时期（见 Theology Corner 第 1.20 节）。在约 410 年与佩拉吉乌斯的思想斗争中，只有奥古斯丁发展出了新的“预定”原则。罗马教会并未接受这一原则，它沉寂了 1100 年。不幸的是，加尔文和路德都将此原则作为宗教改革教会的基石。神寻找一位会尝试纠正航向、将教会恢复到使徒教导的人。祂在詹姆斯·阿民念身上找到了这样的人，阿民念在约翰·加尔文去世时只有四岁。

阿民念于 1560 年出生在荷兰，他的寡母把他交给一位天主教神父，神父送他去乌得勒支念书。那位神父去世后，一位教授把阿民念送到一所路德宗学校。不久之后，西班牙人占领了阿民念的故乡，并屠杀了大部分居民，因为他们拒绝回到天主教信仰。被杀的人中包括阿民念的母亲、兄弟和姐妹。这种残酷的政治暴行的现实很可能塑造了他余下的生活。

阿民念在鹿特丹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彼得·贝尔修家中得到庇护。贝尔修把他送到新成立的莱顿大学。在那里他作为学者崭露头角。阿姆斯特丹教会的资助者将他纳入麾下，保证给他最好的教育，作为交换，他承诺如果教会愿意，他会回去担任牧师。他学成后被任命为阿姆斯特丹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位出色的讲道者、天赋的圣经释经学者，以及谦逊且献身的基督徒。

1589 年，一位名叫 Koornheert 的俗人开始公开讲论并著书反对贝扎关于神圣法令的超先堕落论（见 Theology Corner 第 1.11 节）。Koornheert 认为，如果神造成罪，那么实际上神就是罪的作者。他说圣经并不教导这种邪恶。没有牧师能驳倒他；因此，阿民念被委派去反驳他。阿民念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圣经实际上反驳了预定的概念。他收集证据表明没有哪位有声望的教父曾教导无条件地预定拣选者往天国，弃选者往地狱。改革宗教会的学者们转而反对阿民念，但他们在辩论中无法战胜他。1603 年，他在莱顿大学被授予神学教授的职位，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神学立场。他显然在智力上可与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相媲美。

阿民念于 1609 年去世，神学之争尚未有结局。他死后，西蒙·伊皮斯科皮乌斯（1583 – 1643 年）及其同僚自称为反对者（Remonstrants），为公开听证会整理了阿民念的立场。他们在 1610 年向荷兰州政府呈递了反对者的五点，这些可以概括为：

 

  • 真正的信心不能出于我们天然的能力与力量，或出于自由意志的作用，因为人因天然的败坏，无法思维或行任何善事。因此，他的归正与得救有必要被圣灵的更新与重生所成就，而这乃是通过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恩赐。

 

  • 神从永远决定：（1）赐救恩给那些正如祂所预见的，凭着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自由意志的信心能坚持到底之人；以及（2）将永远的刑罚加于那些在不信中持续并抵抗祂神圣恩典之人。

 

  • 耶稣基督的代赎覆盖了全人类的一般罪，以及每个个体的罪；然而，除了那些信靠祂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分享那属天的益处。

 

  • 圣灵开始、推进并成全在人人中凡可称为善的一切；因此，所有的善工都应归于上帝独自。然而，这恩典并不强迫人违背其倾向而行，反而可以被抵抗并使之无效。

 

  • 那些一旦藉信与基督联合的人，可能藉转离上帝而失去那伟大的救恩恩赐。

 

宗教改革时期强大的政治力量保留了第一点，却否定了其余四点。于是五点 TULIP 变成：

 

  • Total depravity
  • Unconditional Election
  • Limited Atonement
  • Irresistible Grace
  •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U” 表示上帝的拣选者在世界被造之前已被无条件地选为得救者，而不是因为今生任何一项行为，例如通过对上帝先行之恩（即在得救之前的恩典）作出认罪、悔恨、悔改、信心和顺服来回应。“L” 意味耶稣只为被拣选者而死；非拣选者（或被弃者）的罪并未被代赎所覆盖。“I” 暗示拣选者即使想抗拒也不能抗拒上帝的恩典。“P” 强化了拣选者得救的必然性和永久性。

反对者提交五点后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未有定论。1618 – 1619 年，召开了著名的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于 1618 年 11 月 13 日开幕，持续到 1619 年 5 月 9 日——共计 154 次会议。反对者由十三名代表出席，以伊皮斯科皮乌斯为首。反对者在那场特定的战役中失败。会议拟定了 93 条教规，更详尽地发展了加尔文主义体系。但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种子已经播下！